【BON音樂】走進蕭士塔高維契：談作曲家的音樂人生（Dmitry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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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走進蕭士塔高維契：談作曲家的音樂人生》

 

在二十世紀的廢墟中理解一位作曲家

德米特里・蕭士塔高維契（Dmitri Shostakovich, 1906–1975）的生命與創作，幾乎完全與二十世紀最動盪的政治事件同步：帝俄瓦解、十月革命、大清洗、二次世界大戰、冷戰早期，以及蘇聯體制的全面管控。這些事件塑造的不僅是歷史，也深刻介入他的作品語言。他的音樂呈現的不是抽象形式，而是清楚可辨的心理狀態與壓力痕跡。

與許多離散海外的作曲家不同，他並未選擇逃離，也未以語言抗爭，而是在現實限制之中維持創作。他不公開反對政權，也不迎合權力；他採取另一條極其艱難的路：以音樂保留真實。

理解蕭士塔高維契，必須同時閱讀三條軸線：個人生命、作品進程、時代政治。

這三線主軸無法分離，且互爲表裡相牽引，構成他獨特的音樂人生。

他的生命沒有壯烈的浪漫姿態，也沒有藝術家常見的狂放性格。他的性情沉靜、節制、近乎羞怯，是典型的聖彼得堡知識份子氣質：避免張揚，重視修養，不願讓自身成為矚目的中心。他偏愛低調，卻被推上歷史的聚光燈。這種被動參與歷史的存在狀態，使他的創作呈現強烈的雙重性：外在必須服從政治，內在則以音樂保存自我。

走近蕭士塔高維契，不僅是理解一位作曲家的人生，而是重新看待「在極權之下如何活下去」這個問題，並追求其中答案。

 

聖彼得堡的少年：音樂啟蒙與早期才華

蕭士塔高維契於 1906 年出生於聖彼得堡。父親是化學家，母親是鋼琴教師，典型的自由派中產家庭。這個身分讓他從小接觸到城市中深厚的人文傳統，也吸收了俄國特有的閱讀、批判與沉默的文化。

1917 年三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相繼爆發，他以少年之姿目睹帝國瓦解與權力更迭。陌生的政治暴力與民生困頓，與他的音樂啟蒙並行。13 歲，他以極高天賦進入彼得堡音樂院，以鋼琴與作曲雙修。19 歲以《第一號鋼琴協奏曲》獲得注目，成為新國家最具希望的青年作曲家之一。

這段早期時期的音樂語言，展現一種鮮明的反傳統性格。他吸收俄國文學中的荒誕感（Grotesque）：從對時代的批判諷刺、幽默與冷眼旁觀。這類筆法，日後成為他對政權表達的微妙工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年輕時在默片電影院擔任鋼琴伴奏，以極快節奏、不斷剪接的方式應對畫面節奏，這些技巧轉化為他音樂中的「電影式語法」：情緒突兀轉折、大小調轉換、配器層次堆疊、音響對比性等，都成為他的特色。

到了 1920–30 年代初，他的語言逐漸成形：尖銳、諷刺、帶荒誕感，並常以戲謔旋律方式回應現實。他早期著名的電影配樂《新巴比倫》（1929）中引用奧芬巴哈康康舞曲，刻意呈現中產階級的荒謬，展現他敏銳的社會觀察。

到 1920 年代末，蕭士塔高維契已被視為「蘇維埃新時代」最具代表性的青年天才。

然而新時代的榮耀，往往與新時代的危機並生。

 

1925年的蕭士塔高維契

 

《新巴比倫》與諷刺語言：面對國家敘事的早期練習

1929 年，他為電影《新巴比倫》配樂。作品中引用奧芬巴哈的康康舞曲，用作對墮落階級的諷刺，展現了他日後成熟後慣用的策略：透過引用、暗示、舊素材重組，建立一種「雙重語言」。

在這裡，他開始摸索在國家敘事與個人創作之間的距離。他既是國家文化建設的一份子，又以暗線批判虛假的樂觀主義。這類作品為他後來的政治衝突埋下伏筆。

但真正的轉折，出現在 1936 年。

 

1936：〈以混亂代替音樂〉與人生的斷裂

1936 年， 1 月，史達林觀賞《姆岑斯克郡的麥克白夫人》。他中途離席，隔日《真理報》刊出匿名社論〈以混亂代替音樂〉，指控蕭士塔高維契反人民、形式主義、背離蘇聯精神。當時的大清洗氛圍已蔓延至全社會，匿名社論即等同政治死刑宣告。

批判出現後，周遭的人以極快速度切割：

— 支持者沉默
— 音樂院同僚公開指責
— 朋友退縮
— 委約中止

蕭士塔高維契遭受的恐懼並非抽象，他開始夜間穿著衣服睡覺，把行李放在門口，以免秘密警察拘捕時驚動家人。他的家人與同事在夜間被拘捕的情況屢見不鮮；他也收到真正的傳喚通知，準備再也回不了家。讓他倖免的原因，只是審問他的官員在隔日被捕，這種偶然性凸顯政治的不確定與殘酷。

 

《真理報》刊出匿名社論〈以混亂代替音樂〉，直指蕭士塔高維契的歌劇《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》（Lady Macbeth of Mtsensk ）「反人民」、「形式主義」。

 

在史達林主導下，匿名社論即代表最高權力。此時黨的大清洗已然開始，人人自危。

自這一天起，蕭士塔高維契陷入另一種恐怖生活…

他開始習慣夜半穿著外套站在門邊，以免秘密警察造訪時驚擾家人。他的家人與朋友被逮捕、失蹤或槍決。他被孤立，也被監視。他的子女被教導：「家裡的話，不能在外說，不能在學校說，不能跟朋友說。」

他的人生從此被恐懼塑形。

這份恐懼深刻塑造了他後來作品的語言，也使他在創作上進入另一階段。

這段經驗直接影響了他的下一部作品：《第四號交響曲》。

 

1941年的蕭士塔高維契

 

《第四號》：自我堅持的第一次音樂見證

《第四號交響曲》蕭士塔高維契在《第四號交響曲》中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力度與規模，作品龐大、暴烈、情緒尖銳，彷彿對外界壓力的直接回應。此曲在排練後，被官方以「不適宜」為由撤下。當時沒有人懷疑真正原因：它過於真實，讓政權無法容忍。

這是他第一次正面面對歷史，以音樂記錄時代。這部巨作帶有強烈表達與不安，是他內在危機的外顯。

他明知演出可能會招致死亡，但仍堅持排練。這種堅持不是英雄式的反抗，而是一種「作為藝術家必須回答時代」的直覺。然而列寧格勒黨委最終禁止演出，作品被封存長達二十多年。

《第四號》被封存二十餘年，直到 1960 年代才重見天日。作品中既有他早期的戲劇手法，也開始顯示他成熟後的音樂觀點：

— 大規模的音響
— 突然剪接式的場景轉換
— 堆疊式的悲劇段落
— 高度複調語法

《第四號》代表著他從「青年天才」走向「時代編年者」，他選擇以音樂承擔無法言說的恐懼。

 

《第五號》：雙重語言的成熟與群眾的共鳴

1937 年，在政治高壓下，《第五號交響曲》首演，他以《第五號交響曲》回應指控。

被官方將其視為「蘇聯藝術家的正確回答」，並聲稱他已悔悟。

作曲家則公開宣稱這是「一個人格的塑造」。然而許多樂迷與音樂家在其中聽到的不是贖罪，而是壓抑、苦難與暗藏的呼吸聲。

1937 年首演當晚，觀眾落淚、大量站立鼓掌，但許多聽眾指出：

這不是「被說服的歡呼」，而是一種在恐懼環境下的共鳴。

終樂章的勝利並非明亮，而是「強迫的勝利」，如同在壓力下被迫站直身體。

《第五號》是蘇聯音樂史上的轉捩點，展現典型的蕭士塔高維契式雙重語言：

— 為了存活，他給出一個符合官方敘事的外殼；
— 為了真實，他在音樂裡保留一個人民聽得懂的聲音。

此後，「雙層語意」成為他創作的核心思想與方法。

評論者們後來說：「《第五號》是蕭士塔高維契的英雄交響曲。它不是勝利的英雄，而是存活的英雄。」

他在危險中保留藝術誠實，也在體制中找到讓思想被聽見的方式。

 

《第七號〈列寧格勒〉》：戰爭、城市與人民的見證

1941 年德軍圍困列寧格勒，城市陷入飢餓與死亡。蕭士塔高維契在戰火中創作《第七號交響曲》，並向外界展示城市的抵抗精神。

他留下廣為流傳的形象：頂著空襲戴著鋼盔寫作。《第七號交響曲》不僅是宣傳工具，也是他對城市的真情反應。他在無能改變現實的情況下，以音樂記錄城市的殘酷處境。然而，影片與史學研究指出：《第七號》不只寫納粹侵略，也包含對史達林多年壓迫的隱含指涉。侵略主題的重複性與壓迫性，既象徵戰爭，也象徵政權。

首演時，城市中的樂團團員早已因饑荒大量死去；臨時湊成的新樂團也在飢餓中完成演出。

聽眾落淚不僅因為音樂宏大，而是其中體現的生存意志。

〈入侵主題〉成為二十世紀最具象徵性的戰爭音樂之一。

《第七號》展現的不是軍事勝利，而是堅持、折磨、無力與人民承受的巨大代價，更讓他成為國際象徵，也讓世界以不同角度理解戰爭中的蘇聯。這份名聲，也使他在戰後再次站上政治舞台。

 

戰後的風暴：《第八號》《第九號》與 1948 年整肅

戰後，他再度面臨審查。《第八號交響曲》被批評為「悲觀」、「反蘇式悲劇」；1945 年的《第九號》因未寫成宏大頌歌而引起不滿。

1948 年，蘇聯展開一場全面的反形式主義整肅。蕭士塔高維契再次被譴責，被點名為「反人民藝術家」，作品禁演，他在作曲家聯盟會議上被迫朗讀自我批判文章。甚至連他的小孩在學校也被要求談論「你的父親為何是形式主義者」。

他為求溫飽，只好接拍大量電影配樂，多為宣傳作品。他清楚知道品質不高，但仍需維持家庭生計。

在壓力最高峰的時期，他寫下《24 首前奏與賦格》，以巴赫式對位維持創作的紀律與理性。

戰後，蘇聯開始強化文化管控，1948 年的作曲家聯盟會議上，蕭士塔高維契被指控為「形式主義者」。他的音樂再度被禁演，子女在學校被要求談論「這位形式主義作曲家」。甚至有政府黨員到他家外丟石頭辱罵。

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政治性的譴責。雖然名聲仍在，但生活卻被羞辱與壓力包圍。

他只能在「自保」與「藝術」之間反覆調整，尋找可以容身的縫隙。

 

《第十號交響曲》：史達林與自我主題的正面交會（1953）

1953 年史達林逝世，對蕭士塔高維契而言並非解脫，而是另一種複雜的轉折。他在史達林逝世當年，寫下《第十號交響曲》，其中第二樂章詼諧曲，常被視為對史達林的音樂肖像：短促、暴力、壓迫。

此曲的另一重要音樂創作方式，是他使用「D–E♭–C–B（D–S–C–H）」作為自我主題，象徵他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簽名檔。

此後，D–S–C–H 主題成為他在恐懼語境下表述自我的方式。

這也是他個人身份與音樂語言結合最明確的時刻。

每次出現這個主題，他都像在說：「這就是我，蕭士塔高維契。」

在政治壓力下的自我標記，實際上是一種近乎冒險的行為。這是他對自身存在的堅持，也是他對歷史的註記。

 

《第八號弦樂四重奏》：獻給自己的安魂曲

晚年，他寫下《第八號弦樂四重奏》，並說：「這是獻給我自己的作品，是我生前的安魂曲。」

作品主題包含革命歌謠、痛苦旋律，以及不斷出現的「D–S–C–H」動機，彷彿是他對自身生命史的回顧：

— 青年天才
— 被批判的作曲家
— 戰爭的見證者
— 受體制壓迫的人
— 也曾在體制中保護他人的官員

《第八號》是一部內省作品，也是他承受壓力後的精神紀錄。

Dmitri Shostakovich – String Quartet No. 8

 

入黨與矛盾：作曲家與政治角色的雙重負擔

1961 年，蕭士塔高維契被迫加入共產黨。這段經歷極度痛苦，他甚至對友人說：「如果你愛我，永遠不要問我為什麼。」

這是一種無法言說的屈服，也是一種現實逼迫下的妥協。他開始擔任蘇聯作曲家聯盟與文化委員會的重要職務，需要處理各種藝術家的請願、文書、獎項等行政工作，負擔極重。但往往感到無力。他私下告訴友人，他的影響有限，無法真正改變制度，他常向身邊的人說：「我能做的有限。」

這類工作佔用他的創作時間，讓他更加疲憊。然而也是透過這些職務，他在制度中保護了不少年輕音樂家，盡可能幫助同僚脫離危機。

 

死亡意識與晚年的創作軌跡

進入六十年代後期，他的身體惡化、疾病纏身。他極少談論死亡，。交響曲、室內樂、歌劇、歌曲集，都帶有對生命終結的正視。

1960 年代末至 1975 年，是他生命最後的階段。健康惡化、疾病纏身、心理壓力依舊。他極少談論死亡，但但在作品中，死亡的存在無所不在：晚期作品的主題與語言清楚顯示他對生命終點的思考。

《第十四號交響曲》是一部死亡作品，引用大量與死亡相關的詩句；《第十五號交響曲》則以引用與象徵回顧一生，包括羅西尼、華格納等素材。

晚期作品語言不追求外在戲劇，而也不追求風格創新，呈現極度內省的狀態。

這些作品不只是政治壓力的反應，更是對人性普遍問題的思考：恐懼、孤獨、殘酷、失落，以及死亡的不可避免，如同他一生的行事方式。

 

蕭士塔高維契的矛盾：在沉默與責任之間求生

他的生命最大矛盾，是保持尊嚴與維持生存兩者的衝突。他沒有公開對抗政權，也沒有離開蘇聯。他選擇留下，並在留下後承擔所有後果。

他在體制中沉默，但不放棄改善他人的處境；他在公開場合順從，但在音樂中保持清晰的紀錄；他接受政治職務，但感到深重壓力與無力感。

他以自己的方式保持誠實：避免在作品中說假話。

以音樂記錄真相，以音樂保存人格。

因此，他的作品超越時代背景，他所描繪的孤獨，不只是蘇聯的孤獨；他所呈現的恐懼，也不只屬於極權國家；

他的作品之真正意義是：人在面對極權與生命壓迫時，如何保留屬於自我意識的最後部分。

這正是蕭士塔高維契之所以重要的原因。

 

蕭士塔高維契音樂的意義：歷史與個人性的雙重見證

回望他的生涯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與藝術的衝突，更是人類在歷史壓力下的選擇。

他的音樂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為形式創新，也不是因為民族主義，而是因為他讓音樂成為「歷史的聲音」。

透過他的交響曲，我們聽到：

— 大清洗的恐懼（第4、5號）
— 城市在戰火中的生存（第7號）
— 人民對暴力的忍受（第8號）
— 對極權的隱性批判（第10號）
— 對個人精神傷痕的整理（第8號弦樂四重奏）
— 對生命終點的凝視（第14、15號）

這些作品的核心不是政治態度，而是對人類處境的記錄。他的音樂讓人看見「人在恐懼之下如何保持自我」這件事的複雜性。

他的作品既不是英雄敘事，也不是唯美主義，而是對現實的誠實記錄。

他的答案，永遠是一個低調，卻無比堅定的「Yes!!!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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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士塔高維契：完整年代 × 作品 × 歷史事件 對照表

Ⅰ. 早期（1906–1935）：帝俄末期、革命、早期蘇維埃的崛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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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. 中期（1936–1953）：大清洗、二戰、戰後控制

此段為蕭士塔高維契人生最關鍵的時期，作品與歷史互相糾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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Ⅲ. 晚期（1953–1975）：解凍後的壓抑、精神崩折、死亡意識

蕭士塔高維契在「相對寬鬆」的環境下仍被政治所綁，作品更內省、更悲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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Ⅳ. 全表統整（1906–1975 索引版）

（A）重大交響曲時間軸

• 1924：第1號

• 1936：第4號（禁演）

• 1937：第5號

• 1941–42：第7號〈列寧格勒〉

• 1943：第8號

• 1945：第9號

• 1953：第10號

• 1957：第11號

• 1961：第12號

• 1962：第13號〈巴比雅爾〉

• 1969：第14號

• 1971：第15號

（B）重要室內樂與協奏曲時間軸

• 1938：第一號鋼琴五重奏

• 1940：鋼琴三重奏第二號

• 1948：小提琴協奏曲第一號（封存至 1955）

• 1959：大提琴協奏曲第一號

• 1960：弦樂四重奏第八號

• 1966：大提琴協奏曲第二號

（C）政治歷史軸線對照

• 1917：十月革命

• 1936–38：大清洗

• 1941–45：二戰與列寧格勒圍城

• 1948：全國「反形式主義」整肅

• 1953：史達林逝世

• 1956：赫魯雪夫解凍

• 1961：柏林圍牆建立

• 1975：蕭士塔高維契逝世

 

【精彩紀錄片】走進蕭士塔高維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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